国产服饰品牌全球化瓶颈亟待突破 以跨境电商突围 仍面临难题待解******
本报记者 李豪悦
截至1月18日,国内四大运动服饰品牌中,除李宁外,安踏、特步、361度都相继公布了2022年四季度营收数据。而相较于2022年上半年业绩节节高升,三家企业去年四季度业绩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
与此同时,耐克却呈现出了明显的复苏趋势。耐克2023财年第二季度(2022年9月1日至11月30日)财报显示,耐克当期整体营收增长27%,而虽然其中大中华区增幅仅为个位数,但北美销售额却同比增长了31%,此外,耐克当期在欧洲、中东与非洲地区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4%,在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销售额同比增长近25%。
日本品牌优衣库业绩表现也与耐克相似。优衣库2023财年第一季度(2022年9月1日至11月30日)财报,优衣库母公司整体营收提升14.2%。其中,日本和大中华地区营收下滑,但是东南亚、北美、欧洲地区均创下历年来最佳业绩。
“耐克和优衣库的例子充分说明,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全球化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可以通过不同地域的收入来平衡整体营收。”鞋服行业独立分析师程伟雄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因此,中国服饰品牌出海非常必要。”
中国运动服饰品牌早在20年前就曾主动布局海外市场。2000年起,李宁陆续进军美国、西班牙、波兰、希腊、法国等市场;2005年,安踏设立新加坡代表处,由此业务向东南亚地区延伸……事实上,中国服饰品牌出海一直在路上,只是至今仍有不少瓶颈亟待突破。
以全球化对抗风险
定居迪拜的彭女士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2022年世界杯期间,她从迪拜前往卡塔尔,发现无论是迪拜还是卡塔尔都有中国运动服饰品牌。“在卡塔尔的一家安踏店里,我和朋友看中了一款运动内衣。按汇率换算,最终售价在400元人民币左右,天猫官方旗舰店的同款内衣价格在200元人民币左右。安踏在卡塔尔的售价比国内要高许多。”
但这种现象在海外并不常见。在新加坡工作的胡女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国品牌黛安芬和Urban Revivo在新加坡实体店销售的商品价格和国内差别不大。
一位不愿具名的证券分析师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国内服饰品牌出海开设实体店,很少会刻意将价格对标高端。“如果部分地区价格比国内价格超出太多,可能是受到当地房租、成本和人力价格偏高的影响。”
不过,仅仅是在海外开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海,更谈不上全球化。根据李宁2022年中期财报显示,公司国际市场收入占比只有1.5%。而安踏则未在2022年中期财报中披露海外市场收入。
除了安踏和李宁,特步及361度2022年中期财报也显示,两家公司的收入主要来自国内市场。同花顺数据显示,A股38家纺织服装公司,2021年50%的企业无海外营业收入,剩余的19家公司中,17家营收以国内为主,仅中胤时尚和盛泰集团两家企业海外营收高于国内营收。
反观耐克,其美国本土市场贡献的收入不到50%。耐克2023财年中报显示,在公司当期营收260亿美元中,品牌大本营北美地区贡献营收113亿美元,此外近60%的收入则由海外市场贡献,分别为欧洲、中东、非洲地区收入68亿美元;大中华地区收入34亿美元;亚太和拉美地区收入31美元。
另一运动服饰巨头阿迪达斯的业绩虽已在2022年被安踏赶超,但阿迪达斯收入来源却比安踏更加多元。阿迪达斯2022年中报显示,其总收入109亿欧元,但包括德国大本营在内的欧洲市场与中东和非洲地区合计收入40亿欧元,占比同样低于50%,其余收入则由北美、大中华区与拉丁美洲等区域贡献。
瑞银大中华消费品行业主管彭燕燕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国运动服饰品牌出海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价值认同;二是突破传统渠道商对当地市场的控制。“出海,对企业而言是选择一个文化价值认同的市场。因此,很多中国品牌第一站是东南亚,文化价值层面更易获得认同。”
“以同为亚洲品牌的优衣库为例。虽然其门店遍布全球,但优衣库实体店进军欧美市场也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化认知上的不同。当然,如果品牌有很强烈的特性,有时候也容易吸引一部分忠实用户。例如日本的无印良品,主打环保天然,进入欧美时就明显比早期的优衣库更有优势。”上述不愿具名的分析师表示。
相比之下,中国也有部分小众服饰受到了海外用户欣赏。“国外甚至有专门面向非中国地区用户的汉服电商平台。”一位汉服品牌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海外已陆续出现汉服展,展会上经常有海外客户订制汉服,并表达对汉服的喜爱。”
“我们曾经给一些海外用户定制过旗袍,他们一般会在重要场合使用。”杭州一家旗袍品牌主理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程伟雄认为,国内大众化的服饰品牌出海难,是因为中国服饰品牌发展时间尚短,而海外客户对中国品牌的认知需要时间。此外,品牌认知本质上是文化认知,所以品牌出海也要考虑打造自己品牌的护城河。
跨境电商成“奇兵”
相比安踏、李宁等中国一线服饰品牌在海外的艰难开拓,部分中小服饰企业却借助电商渠道成功出海。
在美国定居的杨女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她很少在美国线下看到中国服饰品牌的实体店,反倒是亚马逊、速卖通等跨境电商上有很多中国的中小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线上平台消费正在回暖,这一趋势在海外尤其明显。根据荷兰支付平台Adyen联合毕马威发布的《2022年海外零售消费白皮书》,2022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球通过APP进行网购的消费者增加了43%。
中国服饰也搭上了跨境电商的“快车”。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国内电商女装品牌销量前五名中,已有3家入驻速卖通,其中包括“618”销量第一的Urban Revivo和第五名的伊芙丽。
依托跨境电商实现出海和发展的国内服装品牌也正积极拥抱资本市场。2022年,跨境鞋服品牌子不语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招股书显示,子不语主要通过亚马逊、Wish等第三方电商平台向欧美等海外市场销售服饰、鞋类等产品。
为什么跨境电商似乎更容易帮助服装品牌出海?受访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实体店在进入欧美地区时,除了文化障碍,渠道方面也会受到当地经营多年的渠道商的阻碍,很难被主流市场接受。而电商平台很熟悉当地情况,能够帮企业省去分析和摸索的时间。
速卖通大服饰行业负责人吴双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国许多服饰品牌懂制造,但不懂海外消费者,这是国内服饰品牌出海的最大难点;此外,服装是一个快速消费,此前外贸服装发货周期长达30天到60天;而退换货也是一大难点,如果消费者要退换商品,运费可能比商品成本还高。
“但这些出海难题,跨境电商可以解决。跨境电商能帮品牌做的是通过数据反馈,将商家推给不同国家海外消费者,省去企业对数据分析筛选的时间。其次,海外多地建仓,缩短了配送时间,解决售后退换货的难题。品牌能够更专注于自己产品的设计研发,以增加效率。”吴双表示。
正因如此,渠道领域甚至出现了估值超1000亿美元的企业——希音。不过,据了解,希音平台的服饰仍然主打低廉的价格。
“从仓储配送到服装的大数据测算与上新,希音都使用了中国成熟的服装供应链。事实上,我们有不输发达国家的服装加工技术,工艺上也逐渐能与大牌一较高下。但中国要成为服装品牌强国,仅有这些还不够。”程伟雄表示。(证券日报)
红星耀中华 | 大卫·弗格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强大的政治优势******
2006年,大卫·弗格森(David Ferguson)从英国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十多年来,他主要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作为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的荣誉英文主编,弗格森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四卷英文版的英译文改稿专家,并参与了我国多部政府白皮书以及其他各类重点图书英文译文的改稿润色。他不仅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也在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向世界传播更多中国的声音。
大卫·弗格森。受访者供图
来到中国前,一如很多西方人,弗格森对中国了解甚少。“我当时只是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以为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以外,中国大部分地方都很贫穷。”弗格森说。
然而,到中国后,弗格森发现他此前对中国的印象并不准确。尤其是在2008年3月,当他看到西方媒体对于中国西藏的不实报道与抹黑之后,弗格森决定将自己所亲眼见证的中国故事以更加准确、真实的方式呈现给西方受众。
随后,弗格森成为了中国一家新闻网站的记者,并先后参与了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
入职外文出版社后,弗格森曾前往中国多个城市考察,并撰写多部介绍中国二三线城市的书籍。然而,最令其自豪的,莫过于作为英文编辑参与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的审校与出版工作。他本人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深刻的见解和认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听上去有些复杂,但如果深入研究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弗格森说。“每一个(理念)都是这套完整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它们组合在一起,涵盖了治理中国的方方面面。”
大卫·弗格森手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供图
弗格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得以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强大的政治优势。在他看来,中国的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
2022年10月22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胜利闭幕。弗格森表示,中共二十大的召开“恰逢其时”。
弗格森对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一词有着自己的见解。“中国式现代化要走的路与以往美西方现代化不一样。”弗格森说,“这不是一条为了少数人利益而剥削多数人的道路。这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这是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之路。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没有人被抛在后面,每个人都能共享发展的果实。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但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国家仍然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采取敌视的态度,并不时发动媒体对中国进行抹黑。弗格森认为,这不是简单的误解。
弗格森说,误解的出现是由于缺乏信息或误导性信息而发生的。而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一种被故意制造的“情感敌意”。“美西方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让人们相信,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唯一行之有效的,而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没有采用他们的制度却做得非常好的国家。”
弗格森指出,中国的发展使得西方人近代以来的道德和制度优越感受到了挑战,对于中国的诋毁和抹黑是出于情绪上的反应。“在我看来,这便是整件事情的根源。”他说。
2021年弗格森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给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同年,他还获得了我国出版界最高涉外奖项“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这是对他多年来的辛勤工作,尤其是致力于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国声音的最好褒奖。
谈到自己对于未来工作生活的展望,弗格森表示,会一如既往地工作下去,争取作出更多贡献。他已经去过大半个中国,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新的收获。“未来,我希望做的另一件事是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中国,因为比起写书,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够触达更多读者,继而传递更多中国声音。”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