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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摄

　　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摄

　　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摄

　　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摄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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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一晒，中国支持联合国事业的“成绩单”******

　　应中国外交部长秦刚邀请，第七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于2月1日至4日访华。

　　克勒希曾这样评价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贡献：中国一直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强后盾，在应对气候变化、维和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始终捍卫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始终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梳理相关的事实与数据，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支持联合国事业清晰斐然的“成绩单”。

　　全球维和的关键力量

　　成立于二战结束之际的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永久和平的期盼。而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维护和平稳定，中国与联合国理念相通。

　　当今世界冲突不断、各类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为弥补人类和平赤字贡献中国智慧，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提供中国方案，赢得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积极参与朝鲜半岛核、伊朗核、阿富汗、缅甸、巴以等重大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努力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团结，支持联合国依据授权开展斡旋；积极参与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数十个国际军控条约和机制；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中国同世界安危与共，为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说，中国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与联合国宪章承载的理想一致。

　　全球发展的动力源

　　“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我们要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在此，我愿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中国主张引发世界热烈回响，中国行动推动世界发展进步。

　　如今，全球发展倡议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并邀请“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国家、区域组织和联合国相关部门指定相应机构，对接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目前已有31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对口部门加入；建立全球发展项目库，首批已经启动50个项目，现已扩容超过100个项目，实施人力资源培训1000期，涵盖50多个“之友小组”国家等。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十年来，也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涵盖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和三分之一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执行主任纳塔利娅·卡内姆说，在全球人口已超过80亿的今天，中国的发展和贡献将惠及世界众多国家。

　　全球减贫的最大贡献者

　　“中国解决了13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让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这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时，点明中国减贫的世界意义。

　　2020年12月，中国正式宣布，经过8年持续奋斗，中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大事。面对消除贫困这一全球治理的难题，中国在实现自身减贫的同时，从来不吝于为国际减贫分享经验、贡献力量。

　　近年来，中国着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包括 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以助力相关国家减贫。

　　在亚洲地区，中国在老挝、柬埔寨、缅甸乡村基层社区实施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在非洲地区，中国为非洲国家援建水利基础设施，打造农业合作示范区，推进实施中非菌草技术合作等项目；在南太平洋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医疗等技术合作援助项目；在拉美地区，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帮助受援国当地民众摆脱贫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团结抗疫的践行者

　　“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展现出人类在重大灾难面前的勇气、决心、关爱，照亮了至暗时刻。疫情终将被人类战胜，胜利必将属于世界人民！”2020年9月，正值新冠疫情在全球反复肆虐之时，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振奋人心。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同世界守望相助，及时分享抗疫经验，驰援他国抗疫物资，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中国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物资，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个国际组织共同举办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等技术交流活动300余场。

　　中国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率先支持疫苗研发知识产权豁免，最早同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生产合作，为弥合全球“免疫鸿沟”注入强大动力。中国积极发挥中医药作用，举办了百余场抗疫专家视频交流和直播活动，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介绍中医药诊疗方案，向部分有需求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中医药产品。

　　阿根廷罗萨里奥大学中国阿根廷研究小组成员罗米娜·苏达克谈到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抗疫时说，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其一贯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绿色发展的实干派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在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全球环境治理方面，中国是积极的倡导者，更是脚踏实地的实干派。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联合国场合阐述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守护地球美好家园的中国主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和快速生效作出历史性贡献，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全面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路线图，并出台落实双碳目标的“1+N”政策体系，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全球领先，成为全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国家，让绿色切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一以贯之的决心和坚强有力的举措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说，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能源危机，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持续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