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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外贸中小微企业是如何破局的******

　　四季度是传统的外贸旺季，但2022年外贸却出现了“旺季不旺”的情况。此外，在外需不振、地缘冲突加剧、新冠疫情反复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单月进出口同比增速已连续4个月下滑，中小微外贸企业面临着较大的生产经营压力。如何在困境中探索新出路，在危机中觅得新机遇，成为外贸企业亟待破解的共同课题。记者探访青岛多家中小微外贸企业发现，不同类型的外贸企业正在寻求适合自身特点的脱困良方。

　　近几个月来，受外需走弱、地缘政治、新冠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我国月度进出口增速有所放缓。2022年四季度以来，外贸进出口进一步承压，原本的外贸旺季似乎也没有“旺起来”，数量庞大的中小微外贸企业面临着诸多生产经营难题。面对不利局势，中小微外贸企业如何应对困境？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进青岛部分外贸企业，深入探访不同类型企业的脱困之路。

　　智造升级积极应变

　　在山东胶州胶北街道的青岛前丰国际帽艺股份有限公司，刚建成的智能车间内，数百台自动化生产设备正全速运转，工人却寥寥无几，智能化个性化定制生产取代了传统制帽的手工缝制、裁剪等工序。不远处，还有一处5层车间和一处研发中心正在紧张施工中。公司总经理王爱美告诉记者，“得益于智能制造，2022年公司业绩逆势上扬，前10个月出口额已经突破3000万美元”。

　　与许多制帽公司一样，前丰也曾是一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车间里坐着上百位工人，每人守着一台缝纫机，同一个款式的帽子可以做上一年甚至几年。”王爱美回忆起几年前的生产场景说道。2020年，受疫情影响，国际市场需求锐减，公司年出口额降幅超过50%，加上许多“单款多量”的订单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公司产品竞争优势锐减。

　　转移还是转型？困境之下，王爱美观察到，全球市场需求趋于个性化，每个月都有大量新款订单，每一款的需求量甚至不足一百个，对交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全新的市场变化，数字化和自动化转型是唯一出路。”王爱美下决心改变生产模式，发力柔性生产。

　　转型之路刚迈出第一步，前丰就遇到了生产设备研发难题。“帽片布料太软且容易粘连，找不到合适的生产设备。要实现柔性生产，更是难上加难。”王爱美一连数月在外奔波，寻找愿意承接项目的研发机构。8个月后，等来了一代设备的交付，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机器无法正常使用。王爱美没有放弃，一边四处寻求技术支持，一边同公司工程师一起，在一代机的基础上继续改进，采取模块化生产思路，逐步攻破视觉识别、机器人系统、智能传感等一个个难点。

　　“数字化转型后，我们实现了帽子生产线60%自动化，生产效率提高了58%。到2023年底，争取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王爱美对智造升级底气十足，“流程再造和管理系统升级后，能快速识别不同订单的设计需求，自动生成生产任务。不仅实现产能翻番，款式更是千变万化。现在每月能完成800个订单，最快一周即可交货，这在过去根本不敢想。”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和全过程数字化精益管理让世界各地的订单蜂拥而至。“目前公司产品出口至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外贸出口额增长40%，2022年预计再增长55%。国际市场瞬息万变，唯有练好内功增添底气，才能从容应对各种变化。”王爱美说。

　　胶州市李哥庄镇是远近闻名的制帽之乡，这里汇聚着400多家制帽和配套企业，且大多数是小微企业，他们也面临着和前丰相似的市场困境。不少制帽企业想通过智能化升级寻找出路，然而设备更新换代费用高昂，很多小微企业望而却步。怎么破解这个难题？

　　共享工场概念应运而生。在位于李哥庄镇的上合工业互联智能共享工场，总经理庞智告诉记者，许多小微企业想更新自动化设备，但无奈企业规模小、资金有限，“我们转变思路，采取共享工场形式，将130余台用于制造帽檐、帽带和魔术扣的设备放在同一场地，仅向合作企业收取加工费用，为中小企业破解了智造转型困局”。

　　庞智介绍，制帽企业可将帽檐、帽带等生产环节通过手机APP等方式线上下单，共享工场系统接单后，将订单同步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利用共享设备代替传统人工，生产成本可降低40%，加工质量和稳定性也有保障。目前已有230多家企业加入这种生产模式。”

　　青岛众弘鑫制帽有限公司就是共享工场的受益者之一。总经理高飞告诉记者，公司平均每个月生产近20万顶帽子，有了共享工场，企业节约了人工成本，生产效率提升了三分之一。

　　“我们希望借助‘共享’优势，将小微企业从生产压力中解放出来。让小微企业在传统制造行业的转型升级中提升自身竞争力，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胶州市制帽行业商会党委副书记郑建表示。

　　新政策激活新模式

　　4名主播，直播21天，卖出4000余单红酒，共计770万元销售额……这是青岛绿辰进口商品展示推广有限公司2022年“双11”的战绩。“在保税仓里直播卖红酒，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销售模式的创新突破。虽然销量不大，但也弥补了线下渠道的下滑。”公司副总经理杨东升告诉记者。

　　绿辰公司是青岛西海岸综合保税区的一家中小型保税仓储企业。近几年，受疫情反复、国际环境动荡等因素的影响，绿辰的发展一度陷入困境。“从2020年开始，葡萄酒进口量连续两年下滑15%左右，加上国际海运价格高涨、聚餐饮酒需求减弱等原因，线下销售非常艰难，葡萄酒板块利润年均下降将近30%。”杨东升回忆。

　　绿辰遇到的困难，在青岛西海岸综合保税区并非个例。黄岛海关在走访企业时发现，不少企业进货量大幅减少，保税仓出现闲置情况。于是便向企业积极推广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创新制度，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有了新政策，保税货物经过线上通关手续后，可以继续存放在保税仓内，这为我们在保税仓里直播卖货奠定了基础。”杨东升给记者细数了新政策带来的3点好处：一是保税产品保真，消费者敢买；二是保税仓直接发货，节省了装卸、物流、仓储成本；三是至少省去两层代理商，商品价格便宜。

　　2022年1月份，绿辰成功试单一般贸易商品保税仓电商“一件直发”业务，在全国率先开展一般贸易商品保税仓电商B2C新模式。在积累了一定的线上销售经验后，9月份，绿辰正式步入电商直播领域，让国内消费者通过直播平台就能买到保税仓源头保真的高质量产品。

　　自2022年初成功试单后，绿辰仅葡萄酒板块全年线上销售额就已突破2000万元，再加上线下渠道，整体销售额已恢复到2019年最好水平。谈及2023年的发展，杨东升信心十足，“我们将继续利用政策优势，发力线上电商，力争葡萄酒板块线上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同时试水日化产品保税仓电商业务，实现公司经营全面好转”。

　　不只是绿辰，越来越多外贸企业在新政策助力下打造出了新的运营模式。

　　青岛菲尔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业务的小微企业，为国外的轮胎企业供应设备部件、材料和五金配件等。近年来，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菲尔斯特面临着供需变化、物流运输等多重难题。不少上游企业的生产节奏被打乱，产成品交付周期延长，供应很不稳定，直接影响了身处销售环节的菲尔斯特。此外，生产企业所需的钢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也让菲尔斯特的采购成本相应增加。

　　国外市场疲软、海运费用高昂、客户采购计划延后等是影响出口业务的重要因素。“2021年以来，海运费大幅上涨，加上外汇汇率波动幅度较大，造成销售价格频繁波动，现金流十分紧张。”青岛菲尔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江羽介绍。

　　税务部门新出台的出口退税政策可谓一场“及时雨”，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困难。“青岛前湾保税港区税务局推出的海外仓出口退税政策，助推我们开创了新的运营模式。”青岛菲尔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智谋告诉记者，过去，出口货物报关离境后才能申请办理退税，现在企业收齐增值税发票、报关单等单证后，不用等货物离境就可以发起出口退税的预申请。

　　“以往，我们随时下单、零星发货的运营模式有利于早日拿到出口退税。有了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后，我们便把运营模式调整为集中交货、集中装箱海运，装箱容积率提高20%，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此外，退税时间也由之前的60天提速到15天左右。”张智谋说。

　　张智谋告诉记者，2022年以来，公司已成功申请退税980余万元，企业资金进一步盘活，为公司开拓海外市场增添了信心和底气，“我们的出口业务逐渐回温，预计2022年销售收入将突破1500万美元，同比增长114%”。

　　供应链优化解难题

　　走进位于青岛莱西市姜山镇的千里行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双双商务皮鞋、冷粘鞋、硫化鞋正从流水线上下线。公司总经理张杰告诉记者，千里行集团是一家以鞋类制作与出口为主的外贸企业。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公司生产经营面临很大困难。

　　困局之下，千里行开始了优化供应链的探索之路。张杰介绍，“过去，我们的原材料供应链主要来自国外。之前出于防疫需要，原材料进口后往往需要在港口、库房存放一段时间，生产进度和产品交付受到很大影响”。

　　“面对原料供应瓶颈，我们加紧进行国产化替代，反毛皮、PU合成革等原本需要进口的原材料全部转为国内供应，稳步推进供应链国产化步伐。”张杰告诉记者，供应链国产化优势明显，货款结算周期相对较长，资金压力减轻许多。货物运输周期短则3至5天，最长也不超过两周，而在国外发货海运需要1到3个月。国产化替代后，材料的品质管控和生产计划管控也更加精准。更重要的是，供应链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可控因素减少，风险随之降低。

　　优化供应链成为越来越多外贸企业应对经营难题时的选择。位于青岛市市南区的青岛开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做农产品深加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很大，当然这也与我们的供应链战略选择有关。”公司董事长商会明告诉记者，“在食品行业，要想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企业，产品序列必须要全。我们提出了‘做强单品，做全序列’的战略。但是做全序列并不简单，每个产品都要不断试错。一个新品种从开发到让客户接受，大约需要3年时间。”在不断研发、不断试错、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开创食品逐渐形成了20多种水果和蔬菜序列的产品供应链。

　　“做全序列的战略选择，避免了短期市场变化带来的订单波动，但因序列较多，需要收购的原材料也很多，资金周转成为最大难题。”商会明坦言，“在过去，开创食品这类企业按地方政策只能被认定为批发零售企业，不能被认定为制造企业，银行授信额度也受影响。”青岛市有关部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通过多方调研，参照制造业标准对开创食品进行支持，银行授信额度也由此增加，解决了公司资金紧缺难题。

　　“未来，我们还要向产业链纵深发展，拉长产业链条，助益企业提升抗风险能力。”商会明说。

　　创新赢得新机遇

　　在位于青岛市李沧区的中特科技工业（青岛）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车间里对一排排自动化设备进行调试。“我们的设备远销韩国、日本、土耳其、越南等国家，最多时年出口额达3500万元。”公司总经理李学强说，“这几年，由于出国服务不方便，市场变化较大，出口大幅下降，2021年公司出口额只有不到100万元”。

　　面对不利的市场环境，中特科技探索出一条换道创新的“自救”之路。

　　“之前公司主要做家电电机的自动化生产线，现在我们开辟了新领域，尝试新能源汽车的刹车电机、水泵电机、风扇电机等产品的自动化生产线。”李学强告诉记者，新能源汽车生产对设备的标准、精度、设计可靠性要求更高，这对中特科技来说意味着诸多新挑战。

　　“很多创新没有经验可供借鉴，必须一点一点摸索前行。”李学强举例说，“新能源汽车刹车能量转换电机自动化生产线的研发，就是对公司创新能力的一次考验。研发工作对我们的设计能力、工艺水平都提出了极高要求，需要多类人才合作才能完成”。

　　该公司研发中心的申保玲告诉记者，为了使研发顺利进行，公司引进了电机工艺、设备制造、智能控制等多方面的顶尖人才，并与青岛科技大学进行产学研合作，最终使得该项研发得以成功。

　　换道创新，让身处困境的中特科技赢得了新市场。“2022年，我们的出口额预计恢复到1000万元，其中新能源汽车电机生产线的占比提高到30%以上。我们还将建设新厂区，在保持原有生产优势的同时，把新能源汽车电机这一新领域做优做强做大。”李学强说。

　　不同于中特科技“做加法”的创新策略，青岛万青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选择在“做减法”的基础上实现产品创新。

　　在位于青岛市崂山区的万青家居展厅，各种床上用品、软纤维制品等产品琳琅满目。“我们的床上用品主要面向日本市场，受疫情影响，2020年出口订单下降超20%。同时，海运等各种费用的上涨也让企业经营一度十分艰难。”青岛万青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友平说。

　　如何走出经营困境？万青家居下定决心“断舍离”：聚焦优势产品，加大创新力度，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最多时有100多个品类的产品，导致资源分散、内耗大、资金回笼慢、生产效率低下、管理风险较高。”杜友平告诉记者，疫情带来的市场危机倒逼他们做出了聚焦创新的决策，砍掉一半非优势品类，聚集资金和资源，组建了研发团队，用创新赢得新机遇。

　　“我们的创新方向是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品类。譬如，我们开发的一款秋冬季新面料产品，刚一上市就受到市场青睐。”公司研发部经理张庆锋说，“从上市起，产品订单不断追加，从6万件一直追加到10万件。最近，这款产品还在日本第三方市场调查中获得消费者满意度评价第一名。”万青家居也由此尝到了创新的甜头，现在每年开发近30款新产品。

　　创新让许多像万青家居一样的外贸企业走出困境，跨入新的发展轨道。2021年，万青家居的出口额同比增长20%，2022年预计增长10%至15%。“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在创新上下足功夫，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让企业在强大创新力的加持下，走得更稳更远。”（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磨”掉650件“钉子案”的“老黄牛”******

　　法官鲍卫忠被推进急救室抢救，可找他的电话还在响个不停。

　　在佤乡沧源，许多群众碰到事情，就会去找鲍法官，可这次，他们再也等不到一直奔波在执法为民路上的鲍法官了。

　　2021年10月21日，云南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鲍卫忠突发脑出血，倒在办公桌旁。10月23日，因医治无效，年仅45岁的他离开了自己无比热爱的司法事业。

　　一年来，佤乡群众仍不愿相信这位为人民燃尽光热的好法官离开了，更愿说他太累了，要好好歇歇了。这位佤族汉子已用他全部的身心融入沧源的山山水水里，他是佤山之子。

　　群众心里的正义卫士、维护公平正义的急先锋、一心为民的“老黄牛”、职业本色的“诠释者”、执行征途的一颗星……扎根边疆基层法院工作24年来，鲍卫忠奋斗在执法办案、服务群众最前沿，书写了不平凡的一生。

　　倾力“磨”案子

　　在抢救鲍卫忠的那两天，妻子周红常接到当事人的电话，她耐心地跟当事人解释说鲍卫忠不方便接电话。周红深知，案子是丈夫最关心的事，不能敷衍当事人。

　　但这一次，鲍卫忠没能醒过来。

　　一张桌子、两个文件柜……鲍卫忠生前的办公室略显空旷。矮柜上摞放着二三十个笔记本，随便打开一本，里面记录最多的是各种跟执行案件有关的信息。同事说，群众和当事人的事他时刻放在心上。

　　密密麻麻贴着报事贴的文件柜十分引人注意：姓名、身份证号码、申请执行人、金额、被执行人，甚至还有一些只有鲍卫忠自己才能看懂的标记。同事们说，这是老鲍的独门密码，打开的是通往群众的门。

　　沧源县地处边疆，是以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出生于1976年的鲍卫忠是土生土长的佤族干部。1997年，沧源县法院增编补员，在单甲乡农经站工作三年的鲍卫忠调入法院工作，圆了他当人民法官的梦想。

　　当时，仅有高中学历的鲍卫忠，深感能力不足，通过刻苦学习，他相继取得大专、本科文凭。2015年，工作突出的鲍卫忠担任执行局局长，开启了忙碌和艰辛的工作时段。

　　“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打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疆民族地区，这无疑是场硬仗。“执行成本高，执结率低，辛苦不说，很多案件即便标的额很小也执行不了，内地法院较实用的查封、扣押、冻结资金等措施在这边也不太起作用。”时任沧源县人民法院院长的郭兰娟说。

　　对许多执行法官、干警来说，吃苦受累不算什么，让他们难过的是不被理解，遭人白眼。书记员陈美红说，每天都有阅不完的卷宗，办不完的案子和接待不完的当事人，鲍局领着大家起早贪黑，没半句怨言。

　　面对执行难题，鲍卫忠的办法就是“磨案子”。为一个标的5000元的合同纠纷案件，鲍卫忠先后6次赴现场办理，累计奔赴400多公里。吃过闭门羹，甚至还要对付挥舞的棍棒……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担当。“再小的案子，如果无法执行，法律文书就会变成无法兑现的‘法律白条’，会对群众权益、法律权威造成极大伤害。”这是鲍卫忠对执行工作的理解。

　　干执行工作，鲍卫忠还有自己的一套“规矩”：首次去被执行人家里，只要距离不远，鲍卫忠都不穿制服、不开警车。“为何不亮明身份？”年轻干警不理解。他说：“农村老百姓看到警车会议论，对被执行人影响不太好，产生抵触情绪。”

　　山路难行，暴雨骤至。一次，鲍卫忠叫上同事一大早驱车去班洪乡，执行一起故意伤害赔偿案件。

　　右后轮爆胎、“饱经摧残”的千斤顶断掉、联系村委会送千斤顶、换轮胎……到班莫村嘎洪本族村小组时已下午2点多。“顾不上吃饭，就去执行人家里。可没想到他那么贫困。”陈美红说，因刚刑满释放，被执行人借住亲戚家，不可能还出十多万元的赔偿款，而申请执行人又因伤残急需钱治病。

　　眉头紧皱的鲍卫忠想了很久，缓缓拿起电话，告诉申请执行人这里的情况。随后，就跟同事商量为他申请执行救助。在村小组做了关于被执行人贫困的调查笔录，又前往村委会开相关证明。等他们回到法院，已是晚上7点多。陈美红说，他执行案件时就是没日没夜的，一心为双方考虑。

　　这是法律规定；不履行判决以后会影响孩子；没有一万，那咱们就五百、一千地还；就为这么点钱，我不想下次来把你带走……看是笨办法，磨工夫，但正是鲍卫忠换位思考的角度，为人着想的方式，维护了法律尊严，感化了当事人。

　　鲍卫忠带着大伙“磨”掉650件积累多年的“钉子案”。他担任执行局局长后，局里办理的854件执行案件，没发生过“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

“给当事人垫付执行款了？”妻子一再追问还房贷的钱去向，鲍卫忠不得以道出实情。被执行人扎某因母亲生病花了不少钱，在外打工的工资还未到手，申请执行人曾某又急需这笔钱，鲍卫忠就自掏腰包垫付8000多元。

　　陈美红电话回访时，扎某才知道半年前的这笔钱是鲍卫忠垫付的。此时，鲍卫忠已去世多日。

　　敦实的身材、黝黑的脸庞、淳朴的笑容，这是鲍卫忠给人的印象。对执行案件双方，鲍卫忠的手机号从来都是公开的，遇到不通情达理的申请人，鲍卫忠就拿出百倍的耐心和爱心。大家说，鲍卫忠用心办案子，替人垫付款项一点都不奇怪。

　　一起标的额10万余元的合同纠纷案中，被执行人刀某因生活困难无法清偿，案件只能中止执行。鲍卫忠把该案列进日程，时不时去刀某家中问问情况。当了解到刀某在发展林下养殖产业时，他和同事又敲开了刀某家门。

　　看到刀某正为鸡的销路犯愁，鲍卫忠便掏钱买鸡。回程路上，路过饭店就推销手上拎着的土鸡。同事还听见鲍卫忠不停地打电话：“我这里有朋友养着一批鸡，正宗土鸡，你过来看看？”“正宗土鸡，散养的。有需要的找我！”眼看饭店推销不理想，鲍卫忠又开始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

　　不到半个月，刀某卖掉30多只土鸡。慢慢地，来买鸡的人多了，最多的一天卖掉50只。往后几个月，因有了卖土鸡的钱，刀某每月按时把执行款送过来，直到履行完毕。

　　执行被称作是案件完结的最后一公里。一头是申请执行人，一头是被执行人，就像是天平的两端，拿捏不准就容易失衡。鲍卫忠尽心竭力将司法温暖触及每一位当事人。

　　被执行人陈某因工程材料款没还清，被起诉到法院，执行期限临近迟迟未收到案款，电话又打不通，鲍卫忠便到陈某家了解情况。刚进村，碰到陈某，便一路小跑跟过去。陈某以“今天是老人祭日，按习俗钱财不能外送”为理由，让鲍卫忠明天再来，他一口答应。同事不理解，认为这是借口。鲍卫忠说，在严格执法的同时，也要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第二天，陈某如数结清案款。

　　执行工作要干脆利落，维护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也不能含糊。为避免产生新矛盾，办理执行时，鲍卫忠先用佤语跟群众唠家常，拉近距离。工作中，他很少采取强制措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许多被执行人主动交来执行款。

　　在一起农民工工伤赔偿案中，申请人不分白天黑夜地给鲍卫忠打电话。看要求无法实现，就发微信辱骂鲍卫忠没本事、怂、笨。案件双方在法院办公室调解时，申请人骂人的声音在整层楼回响……面对这些，鲍卫忠没有发火，好言相劝，讲解法规。了解到被执行人拿不出钱是因“连环债”，他找到债务源头反复协调，最终将款项执行到位。

　　“你好，这里是沧源法院……”书记员陈美红话音未落，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难听的辱骂，陈美红眼泪瞬间滴落。一次，前来办公室交代工作的鲍卫忠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幕，询问情况后说：“以后让他直接打电话给我。”安慰完陈美红，他转身拨通当事人的电话，耐心地告知对方进度。

　　遭遇谩骂对鲍卫忠来说，已是“小菜一碟”：他曾在办公室被40多名申请人围在中间，仍泰然处之；被案件双方当事人左右推搡，他实在忍不住了，也只是走出办公室冷静一下；当双方当事人发生冲突时，他总是第一时间上前把人分开，然后把他们请到不同的办公室倒茶、“降温”。

　　“只要用心用情，就没有打不开的心结。”鲍卫忠生前常跟同事这样说。在当地佤族传说里，有位叫三木罗的英雄，把大事小情断得公正。后来，佤族人称他为“江三木罗”，意为“公平公正的三木罗”。大家说，鲍卫忠就是现实生活里的“江三木罗”。

鲍卫忠1994年来到单甲乡农经站工作，站上仅有站长肖云政和他两人。

　　老百姓犁了多少地、插秧多少亩、牲畜存栏多少……农业经济员鲍卫忠要收集的材料很细，为获取数据，需要逐一跑村，有的村还得跑上好几趟。因成绩优异，他被评为“先进个人”。

　　1997年，在参加农业普查工作时。鲍卫忠没日没夜地跑村寨、算数据。他认为，数据如不能真实地统计，就不能反映农民的真实情况，好政策就下不来，最终损失的还是父老乡亲。

　　单甲乡位置偏僻，从县城到乡里要先坐一段班车，然后再走上一段乡路，运气好的话能搭上拖拉机顺风车。由于农作物种植在坝区和山区，其成熟时期不一样。一个寨子会出现农户散居在山上和坝子里的情况，意味着一个村要在不同时段跑上好几次才能完成统计。肖云政说，最远的村要走6个小时才到。

　　那时，农村经济落后。米面油都很短缺，最常见的是“小米辣拌饭”。每次进村入户，工作忙完，村民会热情地留鲍卫忠吃饭。为不给乡亲们添麻烦，他都会自带饭菜，和大伙一起吃。有时，鲍卫忠和工作队员凑钱买下农户的谷子、鸡蛋、蔬菜，帮农户解决难题。

　　做群众工作不容易，有时候，难免遇到老百姓不理解、甚至抗拒的情况，鲍卫忠从不急躁。“一遍不行就多去几遍，用佤语跟他们拉家常，老百姓最终都会理解。”

　　2003年，临沧市委决定从基层选拔100名年轻干部，下派到100个自然村进行为期两年的挂职锻炼。27岁的鲍卫忠名列其中，到糯良乡任副乡长，同时驻点坝尾村，担任村委会副主任。

　　挂职期间，旧房改造是鲍卫忠遇到的首个难题。当时，村民住的多是茅草房和油毛毡房，火灾等安全隐患大，遇到暴雨等天气还要修缮。改造旧房本是好事，但推进并不容易。按当地风俗，拆房子需按年份算日子，日子不对不能拆，家中有婚事不能拆，一些群众不配合拆房重建。

　　鲍卫忠和村干部多次开会讨论，决定党员干部带头。时任坝尾村一组会计的陈光伟回忆，为支持村组的旧房改造工作，和兄弟率先拆除自家房子，盖起了具有佤族特色的砖房。

　　眼见为实！村民们有了改变。3年时间里，涉及200多户900多人的旧房改造工作全部完成。新问题又随之而来：盖新房需要运输材料，但没有路，他便跑县城协调运来水泥；几户人家面临拆迁，涉及村民不同意，还对村干部破口大骂，鲍卫忠多次上门，被人骂也不生气，总是面带微笑好言相劝，一次不行就两次，早上去不成，就晚上去……如今，坝尾村村组的硬板路就是当时修建的。

　　在大家心目中，鲍卫忠办事认真，总是尽自己全部的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忙碌的“尼茸”

　　“什么时候回家”“要去哪里”……这是周红打电话问得最多的问题。

　　“在路上”“孩子能不能你先去接”……这是鲍卫忠回答最多的话。

　　“不在办公室，就是去办案。”同事的记忆中，鲍卫忠总是在忙。

　　繁重的工作，让他的身体吃不消了。因抵抗力低，他的手指得了皮肤病，一直没时间去看。他曾对同事说，自己时常睡不着，梦到在执行案件，有些时候梦境和现实都分不清了。同事关心地询问他身体的时候，他总是憨厚一笑：“没事！”

　　平时，周红习惯喊丈夫的佤名“尼茸”。两人于1996年在单甲乡相识，当时，鲍卫忠在农经站工作，周红在当地的一所学校当老师。在周红印象里，尼茸工作总是很忙，以至于领结婚证当天，他还是迟到了：碰面时，民政局工作人员已经下班。

　　这样的忙碌一直延续到两人婚后。“尤其是尼茸干执行工作的那段时间，常加班到凌晨，出差一走就一周。”周红说。

　　2016年，小儿子生病。见丈夫忙不过来，周红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领着儿子辗转沧源、临沧和昆明的各大医院。直到2017年儿子在昆明做手术的前一晚，鲍卫忠才匆匆赶过来，坐在床头给儿子唱歌、讲故事。刚把儿子哄睡，他的呼噜声也跟着响起来。那一刻，看着丈夫疲惫的模样，周红把委屈和心酸都咽了下去。

　　去年国庆假期，夫妻俩本想带着小儿子去昆明检查，但鲍卫忠连续7天都在加班。“其实带孩子去是借口，主要是想让他好好检查一下身体，他血压高、缺钾……”周红说。

　　鲍卫忠还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会弹吉他，爱唱歌，参加过县里的唱歌比赛，爱打篮球，以队长身份每年参加全县职工篮球比赛。他喜欢约着朋友到家里聚餐，法官彭加广回忆说，自己2004年从曲靖考入沧源法院后，只要不回家过中秋节、国庆节，基本都在鲍卫忠家里过节，平时也经常到他家蹭饭。

　　2001年，鲍卫忠的父亲因脑溢血发作，生活不能自理。鲍卫忠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同事白希平回忆说，自己和他家是邻居，中午时分，经常能看到鲍卫忠扶着老人出来晒太阳，拿毛巾耐心地给老人擦口水。去他家时，也常常看到他给老人擦身体、按摩、洗脚，非常有耐心。老人去世后，他随身携带着老人的照片，一直放在钱夹里。

　　同事曾在幼儿园门口，见到鲍卫忠家的双胞胎踮着脚在校门口张望，说已约好由爸爸来接。好一会儿，鲍卫忠才穿着一身半湿的制服小跑过来，鞋和裤腿上全是泥，手上还提着文件袋。“今天爸爸下乡遇到路断了，回来晚了。”他一边解释，一边满脸歉意地从手提袋里掏出两个竹蜻蜓。

　　“我们全家人到现在还没有一起去旅游过。”平时丈夫忙，周红担起了大家庭的事务。

　　这些年，鲍卫忠缺席了太多家庭的团聚、孩子们的成长，而唯一没有缺席的，是他胸前法徽，所赋予的沉甸甸的使命。即便是发病当天，鲍卫忠还惦记着一桩案子，催促执行干警尽快落实司法救助的发放。

　　同事金欣欣说，这个案子起因是申请人父亲的死亡赔偿金被卫某占用，用来偿还外债。申请人随即将卫某起诉到法院。执行阶段，由于被执行人年已七旬，无劳动能力，案款迟迟没有执行到位，且申请人在父亲去世后，没有经济来源。“结案不是最终目的，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当事人的愁事和难事才是根本。”这是鲍卫忠秉持的理念。

　　经鲍卫忠多次奔走，司法救助申请成功。如今，在外读书的申请人已委托他人代领了救助金，鲍卫忠挂念的这项工作得以完成。（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王长山、严勇、王研）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