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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十大语文差错”公布都有哪些字词？******

　　中新网北京1月11日电(记者上官云)11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22年十大语文差错，其中包括“踔厉奋发”的“踔”误读为zhuō、“连花清瘟”误为“莲花清瘟”、“终止”误为“中止”等等。

　　快来看看，这些字词你都了解吗？

图片来源：《咬文嚼字》编辑部供图

　　一、“踔厉奋发”的“踔”误读为zhuō

　　2022年，“踔厉奋发”频频出现于文件报告、新闻媒体、宣传横幅中。“踔厉奋发”的“踔”常被误读为“zhuō”，正确的读法是chuō。“踔”是个多音多义字：读chuō，有跳跃、疾行等义，引申指超越、远胜的样子；读zhuō，有卓然特立之义。“厉”指振奋；“踔厉”形容精神奋发有为。“踔厉奋发”还常被误写为“戳力奋发”。“戳”指用力刺，引申有刺激、指责等义；“戳力”讲不通。

　　二、“天和核心舱”误为“天河核心舱”

　　2022年7月和11月，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先后完成与天和核心舱的交会对接，形成“T”字基本构型，天宫空间站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媒体报道相关新闻时，常把“天和核心舱”误为“天河核心舱”。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曾举办空间站征名活动，核心舱最终被命名为“天和”。“天和”本指自然和顺之理、天地之和气，包蕴天地自然与人类和谐统一之意，充分彰显中国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的理念。“天河”则指银河。

　　三、“连花清瘟”误为“莲花清瘟”

　　在说到防疫药品时，“连花清瘟”常被提及，但往往有人把它误为“莲花清瘟”。其中“连花”二字分别指该药品成分中的连翘和金银花，二者均有清热解毒的功能，以此为主要原料制成的药物颗粒，可清瘟解毒、宣肺泄热，对流感病毒等起抑制作用。“连花清瘟”的成分里不含“莲”。

　　四、数量减少误用“倍”

　　新冠病毒不断迭代，研究人员发现，如今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染性明显增强，而致病性显著下降。媒体报道相关新闻时，常出现这样的表达：奥密克戎致病力比原始毒株下降四十倍。“下降四十倍”的说法明显不妥。

　　“倍”作量词时用在数词后，表示增加的是跟原数相同的数；某数的几倍就是某数乘以几，如二的三倍是六。量词“倍”一般用于数目的增加，而不用于数目的减少。如果硬要用于数目的减少，减少一倍数值便成为零，如何“下降四十倍”？规范的说法应为：下降到四十分之一。

　　五、“天然气”误为“天燃气”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面临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国际能源市场动荡，天然气价格暴涨。相关报道中，“天然气”常被误为“天燃气”。天然气通常指产生于油田、煤田和沼泽地带的天然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等。

　　而“天燃气”只能理解成自然燃烧的气体，世界能源体系中不存在这种气体。汉语中有“燃气”一词，指的是用作燃料的气体，天然气便属燃气。“天然气”是“燃气”，但不是“天燃气”。

　　六、“不负众望”误为“不孚众望”

　　2022年12月18日，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击败法国队夺得冠军，梅西不负众望，率领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有媒体在报道相关新闻时，把“不负众望”误为了“不孚众望”。

　　“负”指辜负，“不负众望”即没有辜负众人的希望、期待。“孚”读fú，指令人信服，如“深孚众望”便指使大众非常信服，享有很高的威望。“不孚”指不能使人信服，“不孚众望”只能理解成不能使大众信服、辜负了大家的期望。这显然和赞扬梅西的本意大相径庭。

　　七、“英国女王”误为“英国女皇”

　　伦敦时间2022年9月8日，英国白金汉宫证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当天去世，终年96岁。相关报道中，不少媒体把“英国女王”误成了“英国女皇”。

　　英国的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其国家元首称“国王”。伊丽莎白二世为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长女，1952年2月6日即位，1953年6月2日加冕，是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世称“女王”。“女皇”则指女性皇帝，英国没有皇帝，自然也没有“女皇”。

　　八、“终止”误为“中止”

　　2022年11月3日，第77届联合国大会再次以185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终止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

　　在相关报道中，有媒体将“终止”误为了“中止”。“终止”表示结束、完全停止，而“中止”表示事情没有完成而中途停止。“中止”还有继续的可能。联合国要求美国“终止”对古巴的封锁，是希望美国“结束”其行为，而非让其行为“中途停止”。

　　九、“霰弹枪”误为“散弹枪”

　　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进行演讲时胸部中枪身亡。有多家日本媒体援引警方的消息称，安倍晋三被人用霰弹枪击中。

　　在相关中文报道中，有媒体把“霰弹枪”误为了“散弹枪”。“霰”指白色不透明的小冰粒，常为球形或圆锥形。

　　“霰弹枪”简称“霰枪”，是一种能将许多弹丸(或小箭)成束射向目标的后装滑膛枪，能进行不需精确瞄准的喷撒式射击。“霰”过去曾读sǎn，后统读xiàn。“霰弹枪”不能写成“散弹枪”。

　　十、“莘莘学子”的“莘莘”误读为xīnxīn

　　“莘莘”应读shēnshēn，形容众多；“莘莘学子”指众多学生。“莘”另读xīn，为药草名，即细辛，也作地名，如莘庄(属上海)。“莘莘学子”的“莘莘”，常被人误读为xīnxīn。

　　2022年夏，某著名高校一块写着“悻悻学子，前程似锦”的宣传板引起社会关注。“悻悻学子”显系“莘莘学子”之误。此处“莘莘”被误为“悻悻”，当是弄错了“莘莘”的读音，进而写了别字。

　　“悻”读xìnɡ，“悻悻”形容恼怒怨恨、愤懑不平；“悻悻学子”不可能是宣传板想要表达的意思。此外，“莘莘学子”本是众多学子组成的群体，类似“这位莘莘学子”“两名莘莘学子”“众多莘莘学子”等说法，都是错误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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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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