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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聊｜李一桐：不破不立不再焦虑，停止内耗一路“狂飙”******
中新网北京2月3日电(刘越)朋友，你最近“狂飙”了吗？
“公生明，廉生威”“风浪越大，鱼越贵”“讲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2023年春节档，扫黑除恶题材剧《狂飙》火遍全平台。作为当之无愧的开年爆款，继强势登顶收视榜单、霸占微博热搜、席卷社交平台后，《狂飙》以豆瓣8.8的高分收官，真正做到了高开高走。
狂飙剧照在“剧带人”的良性效应下，《狂飙》中的张译、张颂文、贾冰等一众演员收获了极大的关注度。老戏骨们自不必多说，主角团中唯一一位90后，饰演“孟钰”的李一桐也是丝毫不怯场，演得了原声爆发戏，接得住实力派的招，表现可圈可点。
一部好剧会给演员带来什么，一个演员又能为角色付出什么？关于《狂飙》，关于“孟钰”，关于自己……这一次，李一桐有话说。
这个记者不好演
“精雕细琢才能让观众共情”
“以往的角色里面没有过记者这个职业，了解也少，所以在这方面比较虚。”无妨，底气不足，就用足够的案头工作将自信心填满——这是李一桐一以贯之的创作方法论，“你越去了解这个人物，就会抓得越准确。”
在拍摄前期，她深入观察了这个行业，并且总结出了一个画像来：“早些年间，好多暗访记者会走到坊间，甚至乔装打扮成不同的人群，比如那种走街串巷卖东西的人、乞丐、吧台小姐。我觉得暗访记者就是百变人，得装啥像啥，才能有效地去获取信息。”
《狂飙》视频截图前期的孟钰又彪又勇，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敢于徒手掌掴流氓。用李一桐的话来说，“标准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前几集她一直在打安欣，就显得更彪，但是这个度得把握好。”相比前期的外放，到了饰演后期40+的孟钰时，李一桐开始往回收，寻找人物身上的松弛感。
“演20岁到40岁的时候，不要刻意地去做一些改变，故意去演老成稳重。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让个人气质到达松弛，说话的语气神态，对事对人的状态看法，都是自然而然的。”
狂飙剧照。受访者提供难能可贵的是，即便角色跨越时间长，表演难度大，李一桐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节奏，重头戏也完成得可圈可点。在《狂飙》中，孟钰跟踪贩毒人员想要顺藤摸瓜，结果反被绑架。被解救之后，她产生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从不自觉抽搐的肌肉、翕动的嘴角、转动的眼球，到神经质的碎碎念、哽咽的哭腔，李一桐将“劫后余生”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这段实打实的演技高光，也是她心目中最难挑战的一场戏。
《狂飙》视频截图“受刺激之后，孟钰产生了一种生理反应，所谓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它呈现的那种反应是你无法自控的。”李一桐认真剖析着自己的思路：“因为我从来没被绑架过，也没有被歹徒谋杀过，不知道激动的情绪应该到达哪个份上。所以那种应激反应需要你多去琢磨，多琢磨，才能呈现出让观众共情的一场戏。”
对阵戏骨不怯场
“我进入了一个顶级叔圈”
人物横跨21年，历经三个时代，前后个性差异极大——如果说这三个前提已经将“孟钰”一角拔高至难以挑战的高度，那么和张译、张颂文、张志坚等一众实力派的对手戏更是容易让年轻演员打退堂鼓。对此，李一桐却表示，“我太兴奋了！”
“我的天，因为里面所有的前辈演员，我觉得我进入了一个顶级叔圈。我好兴奋，你知道吗？”李一桐回忆起自己当时跃跃欲试的状态：“还没开机的时候，我就盼着跟他们每个人都有对手戏。我去求导演，我说我跟张颂文老师有对手戏吗？能不能这里有，跟那个老师有没有，他说你渴求度怎么那么高，我说，你不懂，我太兴奋了。”
《狂飙》视频截图此前在《鹤唳华亭》中，李一桐和饰演孟钰父亲“孟德海”的张志坚及其他几位演员虽然有过对手戏，但场次不多，希望能在《狂飙》中将遗憾弥补回来，“跟前辈演员去对戏的过程当中，他会给你很多灵感，他会指出自己的想法，但不会强加于你。他会让你‘吃’进去，吃进去可能就打开了另外一个开关。”
在《狂飙》的拍摄中，张译可能是打开李一桐身上最多开关的人。安欣和孟钰由前期的青梅竹马、打打闹闹，到后期的爱人错过、分道扬镳，令人唏嘘不已。而提起和张译演对手戏的感受，李一桐则直言，“特别过瘾，已经过瘾到了一天拍24个小时，都觉得亢奋的那种状态。”
《狂飙》视频截图不过，对于和张译演CP这件事，一开始的李一桐还是有些担心，“最初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他本身就有经验，而且戏那么好，所以我把压力变成了动力。”
有观众调侃，安欣是孟钰的“人肉沙包”，经常被小拳拳捶胸口。就连李一桐本人也自我吐槽，“我怎么常常‘揍’他，我都服了”。
确实，在剧中，安欣总是被孟钰单方面“伤害”。两人在酒吧久别重逢的那场戏，孟钰一巴掌呼向小混混，却错手打到了安欣脸上，两人面面相觑的这一幕逗乐了不少观众。
《狂飙》视频截图面对记者“真打还是借位”的灵魂提问，李一桐皮了一下，“你猜？其实没有。这一巴掌那么响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我打上去的距离一定要把控好，张译老师经验足，他配合起来就会显得更真切了。”
不过，虽然剧里揍得很“过瘾”，但李一桐所说的“特别过瘾”可不是这回事。“那种过瘾存在于我们即兴的碰撞当中，会出来新的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打完他那一巴掌，他拉我走之后的那些话和反应，在本子里都是没有的。”
“你觉得整个人是亢奋的，在接收很多新的东西过来，而不是说我在底下做好了功课，按照原句原点来去处理它，去背它。现场一切都是打破的，都是不可控的，跟老演员老前辈合作的那种新鲜感和亢奋感，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
不破不立
停止内耗一路“狂飙”
“在演艺生涯中，对你意义最重大的三个角色是？”
“黄蓉(《射雕英雄传》)、晚媚(《媚者无疆》)和陆文昔(《鹤唳华亭》)。”李一桐几乎没有犹豫地回答。
武侠、言情、古装权谋，无论是题材还是人设，都和“孟钰”不沾边。对李一桐来说，2023是不破不立的一年。一方面，“孟钰”是她一反往常戏路的大胆尝试；另一方面，李一桐参与的某档演技选拔类综艺播出，看似游刃有余的表演下，隐藏着她重塑自我的勇气和决心。
演员写真。受访者提供“以前这种竞技类的东西，需要用高低分去评比的事情，我会抗拒。我不愿意去接受这样不可控的局面，会有一些担心和惧怕。”李一桐坦言，“不接戏的这几个月里来，我的想法有所改变。2023年，我一直在跟自己说，不破不立。不打破一个陈旧的自己，就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新的自己。”
2022年末，李一桐的工作停滞了几个月。学习新的舞种和乐器、报个班锻炼身体、在家看看电影和书、参加同学聚会，带家人去旅行……在经历了“自己和自己玩”的阶段后，她迎来了焦虑期。
“我是一个比较会转弯的人，当下碰到问题，我不会一直问怎么办，我下意识想的是，我能怎么样？”和甜美的外表截然不同的，是李一桐性格内核中磅礴的力量感，“如果每天在家里面焦虑，就像骑一个小木马。我也在动，我也在努力，我嘴里也在嘚吧嘚，但是无济于事。因为你骑的是木马，你没有在前进，你在内耗。比如说我停滞了几个月没有去拍戏，你要么解决，要么接受，不要做无用功。”
演员写真。受访者提供度过焦虑期之后，李一桐开始尝试接受新鲜的事物，打破舒适圈，“人在停滞的时候会思考很多问题，我习惯于把很多焦虑和内耗变成动力。第一步就是要打破自己的舒适圈，我愿意去打破，也想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在大众的评判标准中，颜值高的年轻演员头顶都悬着一个天秤，“偶像”和“实力”的砝码分列其上。而《狂飙》之后，李一桐头上的天秤，无疑逐渐在往“实力”一侧倾斜。
“你觉得在演员这条赛道上，李一桐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相对多元化，不拘泥于同一类别。”李一桐说：“我对表演有非常强大的欲望，所以必须时刻充实自己。直面问题，多去感受生活，感受自己的内心，还有很大的空间正等着我去摸索，去进步。”(完)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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