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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四******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历史性变革”“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一个令人瞩目的关键词。

　　是伟大成就，亦是成功密码。正是在不断的变革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和挑战，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以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变革之道：“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

　　11月15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在此召开。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以改革发展共迎时代挑战、共建美好未来的决心和行动。

　　纵观世界，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

　　“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关于变革的中国智慧，深植于中华文化沃土。

　　回望百年，冲破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教条的思想桎梏，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跟上时代步伐，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坚持“两个结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勇于变革，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鲜明品格。

　　洞悉历史大势，立于时代潮头。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引领变革、推进变革——

　　以民心诠释“最大的政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制度和治理体系；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时代进步潮流……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越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变革创新。

　　“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明方向。

　　变革之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论述，依然绽放真理之光。

　　变革之要，在于坚持问题导向。

　　党的二十大闭幕三天后，《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发布，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有利于解决个体工商户“急难愁盼”的突出问题，从整体上提升发展质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

　　针对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总结新经验，部署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防止“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等倾向，要求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按照党的二十大部署，一系列新举措已经在路上。

　　变革之要，在于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

　　新时代十年，党带领人民以更大勇气和力度推进的改革，始终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

　　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旨归。

　　既不封闭僵化，也不改旗易帜。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

　　国际社会也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变革之道。

　　印度孟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前主席库尔卡尼说，保持政治稳定和勇于变革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原因。

　　“正如我所观察到的，中国共产党完美地将变革与延续性融入其治理国家的制度与结构中。”巴基斯坦欧亚世纪研究所创始所长伊尔凡·沙赫扎德·塔卡尔维说。

　　变革之要，在于激发人民创造伟力。

　　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从生动鲜活的基层实践中汲取智慧。”

　　今年4、5月，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开展，收集到网友留言超854.2万条，梳理汇总成意见建议1675条，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改革发展贡献智慧。

　　12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

　　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兼顾各方面利益越发不易。

　　上下同欲者胜。将党的意愿与人民意愿相统一，将党的行动和广大人民心声结合，必将不断汇聚变革创新的强大合力。

　　变革之智：“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6%。国民经济总体上保持恢复态势。

　　今年以来，全国新开工水利项目2.5万个，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增长一倍，“6·18”“双11”激发消费热情……不断扩大内需，夯实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底气。

　　时代考卷，常答常新——

　　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下，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

　　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一些领域发展还存在短板弱项。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创新作答。

　　危和机从来都是硬币的两面。用好危和机的辩证法，根据形势环境变化不断调整，及时科学应对，才能化危为机。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了解到，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回京后不久，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两年多来，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迈出新步伐。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专章阐述，作出新的部署安排。

　　发展是变革的艺术。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根本上看要靠创新。

　　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创新的压力更大、动力更足。

　　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摆在第一位。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作出部署，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

　　出台推动虚拟现实（VR）产业快速发展措施、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一系列着眼创新的举措加速出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

　　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要求，勇于推进变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定能在攻坚克难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记者邹伟、姜琳、高敬）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4日 02版）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