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中央定调!深度解析明年中国经济十大重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6日闭幕,2023年中国经济工作主线浮出水面。
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2022年中国经济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当前中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根据会议要求,“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将继续贯穿2023年。
国是直通车第一时间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有哪些新提法?明年怎么“稳”?
明年中国经济工作有哪些主线和重点?国是直通车采访多位权威专家,解析明年中国经济十大重点工作。
一: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官方连续第12年将“稳中求进”设定为来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
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
怎么“稳”,与2022年相比,2023年中国经济的“稳”具有哪些不同特点?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分析,2023年,“稳”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全球经济压力重心从“胀”更多偏向“滞”,美联储加息或迎来终点,意味着汇率变化、风险偏好普降和金融市场波动等带来的外部压力有所减弱,中国稳经济外部约束条件有所缓释。
与此同时,明年中国经济“稳”的动力来源更趋内生,内需扩大、消费恢复、社会投资增长的内生驱动力有望增强,将接力出口和基建,推动实体经济自发趋稳。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提醒,2023年,国际需求转弱,中国经济依然有不小下行压力,转型亦到了关键时期,因此需要紧紧围绕“稳中求进”总基调,将逆周期与跨周期政策通盘考虑和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推进各项经济工作。
二:坚持系统观念、守正创新,提出六个“更好统筹”
面对明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把握“稳”与“进”的平衡在当前时点更加重要。
基于这一背景,会议要求“坚持系统观念、守正创新”,并提出六个“更好统筹”:要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要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要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分析,这一部署从多个维度、多种角度、多对关系入手,把对未来一年经济工作的部署提升扩展到更长工作跨度、更广工作范围、更深工作要求,体现了观大势、顾全局、谋长远的导向。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孝松以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为例称,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疫情影响减弱,受到短期冲击的中国消费一定能够恢复,但恢复后如何满足民众需求是个问题。
王孝松说,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将持续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逐渐淘汰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产品和产能,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而供需两端对接配合,将有助于进一步顺畅中国经济循环,提升发展质量至更高层次。
三:明年中国经济工作将千头万绪,提出“五大任务”
会议指出,明年中国经济工作将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一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二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三是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
四是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五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
“预期是先导指标,信心是前置条件”。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分析,把握好上述五方面工作,有助于提高政策稳定性、可预期性和透明度,稳定市场主体信心和居民部门预期,进而通过增强信心、改善预期,来提振经济、增强经济内生动能、激发全社会活力。
四:支持以多种方式和渠道扩大内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通过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支持以多种方式和渠道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被列为明年中国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首。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张继行认为,扩大国内需求,重中之重就是恢复和扩大消费。
在扩消费的过程中,如何让居民敢消费?张继行认为,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
第一是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未来要特别注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第二就是扩大消费的供给,丰富消费模式,未来应大力支持基于数字技术的消费模式创新。
第三就是加大政策支持,提高促消费政策力度和精准度,近年来多地推出了多种多样的促消费政策,比如说发放消费券等,未来政府可考虑通过加大同平台企业的合作,借助平台积累的海量数据资源,帮助政府结合居民对不同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倾向、消费行为等设计消费券抵扣机制,扩大消费拉动效应。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宏观研究部副主任蔡彤娟认为,当下,要避免脱离收入谈消费。经过三年抗疫,居民收入普遍下降,消费动力严重不足。只有切实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才能有效促进消费。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中长期问题。短期来看,政府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节能补贴、低收入群体过节费等形式促进双节期间的节日消费,例如通过发放数字人民币红包的形式促进线上消费。
五: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分析,明年财政政策基调是“加力提效”。相较今年的“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更可持续”和2021年“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更接近2020年“更加积极有为”的基调,与2019年的“加力提效”一致,意味着财政支出力度将更大,赤字规模和专项债总和仍会保持一定强度,进而财政支出保持一定强度,带动总需求回升。
罗志恒认为,“加力”并“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是当前和明年经济形势的需要,是顺应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目标的顺势而为。有必要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意味着仍会保持较大规模的赤字和专项债规模。
货币政策方面提出,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力度。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分析,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与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货币政策的定调一致,属于新提法。这一提法与近些年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合理适度”“灵活适度”的提法有所不同。
货币政策为何会有新提法?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认为,当前国内经济恢复发展的基础还不牢固,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在这种大环境下,一方面,货币政策必须“有力”,以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从而助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也必须“精准”,不搞大水漫灌,从而有效避免货币贬值等金融风险。
“精准有力”的货币政策有何内涵?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有四方面特征:一是政策目标更加坚定,不被全球供给冲击的复杂影响所干扰,不被短期不确定性因素所动摇;二是政策工具更加多样,综合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多种工具有序搭配;三是政策传导更加直接,直达实体经济,直达微观群体,直达民众所需;四是预期引导更加高效,提升政策与市场的沟通效能。
六: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中央工作会议上,以较大篇幅谈及房地产相关问题,提出: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分析认为,会议此次释放明年中国楼市三大信号:
一是防风险、保民生将是2023年房地产政策的核心目标;二是房地产管理的基调转向全面稳定市场、复苏需求;三是重申房住不炒。
其中,“保交楼”仍然是重中之重,也将是明年房地产政策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预计,2023年“保交楼”专项借款及配套资金将继续加快落地,“保交楼”有望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促进预期修复,保障购房者权益。
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对国是直通车记者表示,此番会议强调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等意味着房地产管理的基调转向全面稳定市场、复苏需求。这是疫情后一揽子纾困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扩大内需、构建内循环的重要一环。近期,热点城市放松购房限制,支持房企融资“三箭齐发”,供需两端开始全面发力,就是有力证据。他认为,明年一季度,地产将开始企稳。
从中长期看,会议强调,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李宇嘉指出,2020年以来,国家强调房地产新模式,这一次突出“平稳过渡”意味着行业转型需要把握好节奏,房地产业告别“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势在必行,但这些是要在长期内实现的,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这体现出房地产调控更加注重系统思维,要统筹好短期与长期、增长与转型的关系。
七:部署明年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会议提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要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要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
为何此时部署明年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对国是直通车分析,中国此时部署明年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利用外资一直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只有3.2%,明年或将下降到2.7%,欧美经济增速会更加低迷。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需要在全球寻找好的投资机会。而随着经济持续恢复,中国市场将会带给全球投资者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
赵萍认为,明确将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意味着明年中国将进一步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一个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此外,中国已申请加入CPTPP和DPEA,预计新的一年也将加快推进相关进程。
八:更大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会议提出,明年要更大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这一部署相当及时。今年以来,中国外贸顶住了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重重压力,实现了稳定增长,但四季度外贸增速已经有下行趋势。明年由于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特别是欧美经济复苏缓慢,外需恐怕会继续萎缩,中国外贸将遇到更大压力,国际市场的竞争也将越发激烈。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一局面,不加大力度稳外贸,外贸增速很有可能出现“滑坡”。
白明认为,今后稳外贸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
第一,要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稳定市场预期。最近不少省市商务部门负责人带队,组织企业赴海外“抢订单”,就很好地起到了提振信心作用。
第二,要进一步用好用足RCEP。现在RCEP还有很大红利待挖掘,今后各地应进一步做好相关培训,鼓励企业充分运用RCEP规则实现更好发展。
第三,要寻找新的外贸增长点。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出口强劲增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防疫物资、“宅经济”等拉动,现在这部分红利逐渐消退,未来中国出口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现在看来,新能源汽车出口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增长点,应当趁热打铁,实现更好发展。
九:支持平台经济大显身手;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
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这体现了中央重视发展平台企业,认可平台企业在经济资源配置、供需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也认为发展平台经济是提升经济效率的有效方式。这将优化平台企业的政策环境,提高平台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平台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
盘和林认为,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监管方面,常态化监管将取代重点集中专项监管,未来监管将以明确的政策红线,来规范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让监管有法可依,让数字企业、平台企业了解政策红线,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发展壮大。
会议还提出,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孝松认为,今年以来中国民间投资偏低、社会融资不足等现象均折射出预期转弱压力,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支持企业家有效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王孝松认为,此次会议提出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等措施,即清晰展现出这一方向,将有效稳定广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预期。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工业室主任付保宗认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政策上可从“三缺”问题着手,助力其攻克难题。随着政府一系列纾困破茧的举措落地实施,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有望持续优化拓展,发展优势和潜能将进一步释放,更多企业通过转型升级将迈上更高的竞争平台、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十: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
会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认为,我国通过多年努力消除了绝对贫困,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年受疫情影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面临很大挑战,尤其是大部分脱贫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入,疫情对脱贫群体的就业和收入都造成了一定影响,此外,在一些自然灾害影响严重的地区,“两不愁、三保障”也局部性的出现一些问题。
对于脱贫群体来说,他们生存的基础本来就薄弱,问题也会更加严重,除了就业问题造成工资性收入直接减少,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产品销售也出现一些问题,对脱贫群体的经营性收入带来影响。
如何防止大规模返贫?
汪三贵认为,从短期看,应该持续发挥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的作用,针对今年疫情导致脱贫人群出现的就业问题,通过政府手段采取补救措施,提供公益岗位等,同时进一步扶持扶贫产业发展,助力农产品畅通销路。
从长期来看,随着疫情逐步缓解,市场机会有望逐步恢复,要关注脱贫群体的就业问题,在脱贫群体技能培训、能力提升等方面有更长远的打算,同时发展乡村产业要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不要忽略刚脱贫的群体,这才是共同富裕的内涵。
如何更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姜文来分析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首先应该将保供农产品、保障粮食安全放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位置上。同时,围绕这个任务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包括基本农田的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等等,农业科技要向普及和高精尖两个方向发展,同时将农业绿色发展作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建立高质量的“三农”服务体系,延长农业产业链。此外,要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作者:庞无忌 王恩博 赵建华 李晓喻 陈康亮 陈溯 夏宾 刘文文 张文晖 刘亮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作者:庞丽娟、杨小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党全国上下同心、顽强奋战,实现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教育作为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和治本之策,发挥了“扶智”“扶志”的重要作用。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已步入小康社会,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和新增贫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持续减贫,我们仍需铸牢减贫意识,进一步深化教育扶贫,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着力于人的培养
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教育是人类通过传递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教育产生和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以促进个体层面人的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目的。教育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教育在扶贫开发与脱贫攻坚中发挥根本性作用,是实施教育扶贫的内在逻辑起点。进一步说,教育扶贫的实质在于通过对人的培养,着力于对人的思想观念、意志品格、情感态度、视野思路、核心素养、职业技能、行为能力等各方面的内在动机激发和外在行动赋能,使个体获得在现代社会求生存、助立足、谋发展的本领,有效摆脱贫困,进而从根本上消除群体化贫困和社会性贫困。这种精准扶贫的逻辑是对于面向社会全体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而言的,是基于有目的、有组织、有保障的学校教育形态所开展的教育赋能和基于此的教育扶贫与减贫。
运行机制上,教育扶贫过程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将教育纳入扶贫开发、脱贫攻坚等内容,保障儿童接受基本教育的需要和基本权利,这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领域,主要是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同时,以政府“兜底”的方式确保处境不利家庭不因教育支出负担而陷入贫困。另一方面,通过职业技能与综合素养培训服务及相关资源的支持,助力各类对象面向劳动力市场“能就业”“就好业”或再就业与创业,由此助推个体和家庭有维持生活发展的稳定收入,实现脱贫。这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
正视发展性贫困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与其他扶贫开发举措一样,教育扶贫要“扶”得切实有效,就要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基本规律,紧扣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按照发生、特征、形态、影响等不同维度,贫困存在多种理论上的分类。常见的有两组概念,一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二是生存性贫困与发展性贫困。贫困形成的过程与原因非常复杂,诸多因素以不同组合方式镶嵌于特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并伴随经济社会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特定的制度安排而发生作用,导致区域、局部、群体或个体性贫困。
相对确定不变的、与物质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的绝对贫困,可以参照特定标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进行消除,而动态变化的相对贫困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的需求层次相关,属于发展性贫困,需要持续斗争且较难消灭。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当前,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通信等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制造强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等重大战略和政策实施,将推动未来经济社会持续的深度变革。我们要高度警惕可能不断发生的传统产业行业群体被甩出性失业、新标准下经济层面的生存性贫困,特别是社会个体由于阶段性适应能力不足而制约发展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等层面的发展性贫困等。
从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趋势来看,较长时期存在特定标准、形态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和贫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无论是对扶贫开发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还是应对新的挑战与改革发展任务,新一阶段的扶贫开发都要对继发、再生的发展性贫困予以高度重视。202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颁发,强调“推动脱贫地区更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教育扶贫要服务于持久地解决相对贫困和发展性贫困,服务和贡献于国家新的扶贫开发和持续减贫,为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深化教育的根本性作用
新时代,深化教育在持续减贫中的根本性作用,坚持立足国家发展战略、立足人的全面发展、立足区域协调发展、立足社会和谐稳定,实施有效脱贫、长效扶贫和引导致富。
一是立足国家发展战略,推动人力资本的精准与深度开发。着重于紧密对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任务,精准发力,促进人力资本持续、深度开发,贫困人口发展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大势,对接各级各类人才的需求。二是立足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充分利用不同类型教育的特点,有效激活个体内在动力,助力形成贫困人口脱贫和致富的永续机制。三是立足推进区域发展,助力经济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以融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以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强化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为实现全国总体一盘棋、各地差异化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四是立足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以推动个体就业、创业能力的形成,促进扩大就业和提升就业质量为重点,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和低收入者增收,发挥教育扶贫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作用。
对于教育本身,无论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还是一种基本公共服务,都须上升为国家事业在现代社会建设中的持续发展,如此才能有效发挥更大的经济社会功能。深化教育扶贫,服务持续减贫,要牢牢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不动摇,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合力加快推进教育向更高水平发展,从而系统、深刻地提升教育体系服务持续减贫的能力。
具体而言,学前教育阶段,要强调普惠发展,实施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多样态普惠性资源供给,有针对性地对扶贫开发对象实施保障性婴幼儿照护机制,通过促进解放劳动力、释放生产力,进一步阻止贫困的发生。义务教育阶段,要加快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除了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框架下强化补短板、提供有质量的免费教育服务之外,还要基于有效的依法监督形成一套扶贫开发的劳动力成本补偿办法,消除和防范由家庭收入压力引致的辍学问题,为阻断贫困的滋生和代际传递提供激励机制保障。高中教育阶段,要坚持多样化发展,加强对经济困难家庭的经济补助,防范出现“因教致贫”现象。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发挥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作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以服务与提升弱势地区弱势群体就业能力为重点,瞄准以进城务工人员及数以千万计的随迁子女、城镇户籍人口中就业竞争力较弱的群体和农村资源获取能力较弱的家庭等四大类人群中现有或潜在劳动力人口,准确有效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深入推进扶贫减贫。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